自从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关于湾区发展的讨论持续热烈，最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更是将这种热烈推向高潮。

  所谓「湾区」，抛开学术层面的地理形态解释，其实更加倾向于表达一种城市群的布局形态，尤其是成规模、影响力大、实力强的沿海城市群。「湾区经济」则更是对广义上基于湾区形态的综合自然体而存在的城市经济集群的概括。

  其实，关于湾区发展的讨论之所以热烈，是我国沿海各大城市群在新时代面临制造业升级、城市规模膨胀等新世纪转型难题而投射出的路径焦虑与迷茫。

  我们一边探求全球类似的发展经验以找到未来的出路，一边又必须加快发展转型，以使地方不会被产业转型的时代巨轮甩下。

  因此可以说，大湾区的发展研究，就是我国探索新时代沿海城市群转型发展的路径研究。

  众所周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横空出世之前，世界上被大众所认知的代表性湾区有三个：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及东京湾区。

  相比强于金融的纽约湾区，以及强于科技的旧金山湾区而言，东京湾区以最高的制造业占比凸显出经济基础有多「实」。

  以京滨工业带为代表的制造业集群，集中了众多世界级制造业巨头，奥林巴斯、尼康、索尼、三菱、佳能、富士通、川崎重工等近40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都安家于此。再加上巨头身后的大量隐形冠军企业，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工业体系。

  2020年东京湾区「一都七县」的工业增加值约合2,400亿美元，若依照国家来排名的话，与世界第九的英国相当。

  在「制造业立市、立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将对三大湾区中，制造业最突出的东京湾区，其产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以及城市群演变规律做出整体性的规律梳理，希望有机会能够成为我国沿海主要城市群的有益参考。

  所谓东京湾区，即是以环绕东京湾沿岸为核心的城市群，也是一个以东京为中心的城市群。

  简单解释一下以东京为核心的城市群最常见的两种称呼——东京都市圈和首都圈。

  东京都市圈是东京以及周边联系最紧密的三县（神奈川、千叶，埼玉）一起构成的「一都三县」范围，近年来部分研究也加入了包括筑波在内的茨城县南部地区。而东京都的最核心——东京23区，是整个都市圈的心脏。

  而首都圈则是《首都圈整备计划》首次提出的概念，是东京都与周边邻近的7个县所构成的「一都七县」范围。出于山梨县经济较弱，且与东京联系度低，因此很多相关研究仅聚焦于「一都六县」。

  但无论范围如何界定，东京湾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围绕东京这个超级经济核心所运转与联系而形成的超级城市群。

  因此，如何定义东京湾区的边界范围并不是我们研究它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东京湾区的制造业是如何变迁的。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东京湾区的本质，是在强势政府主导经济作用下，受到首都地位加持的超级城市群。

  鉴于东京湾区是全日本的经济核心，也是日本国家工业资源最重要的「押注地」，因此，东京湾区的制造业变迁历程，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主故事线」。

  在强势政府主导作用下，东京作为事实功能上的首都，加上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资源要素「一极化集中」。

  今天的东京湾区，已是人口达4,400万的全球最大都市圈，占全国总人口1/3。这种资源集中的态势，从幕府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也促成了东京湾区制造业的逐步积累与进阶。

  ▼ 东京一极化集中，慢慢的变成了了日本城市发展「既甜又涩，且越来越涩」的课题

  下面我们就深入东京湾区的历史，从产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其近代以来至今的制造业格局的变迁。

  随着江户幕府的建立，大量武士阶层迁入江户城（东京古称）。1635年实行的参勤交代制度，要求全国的大名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都要集中在江户居住。大量上层人群，需要庞大的各类商人与职人服务才能维持生活，「全国资一城」的江户城，17世纪末达百万人口。

  ▼ 江户东京博物馆中，江户时代的江户城街景模型（来源：Wikipedia）

  随着商业的发展，拥有土地资源，但俸禄微薄的中下层武士兴起了「武士创业潮」，成为本地近代制造业的萌芽。

  在这一时期，武士阶层创建大批民用制造企业，诞生大批产业小镇，并形成地方产业链。

  代表性的如千叶县野田市，作为世界著名调味品牌龟甲万的总部所在地，依靠土地、水源、水运的有利条件，由落魄武士茂木家族创建了酱油帝国，不仅成为了食品产业中心，还带动了沿利根川沿线的整个食品产业带发展。

  如今利根川沿线聚集了日本六大酱油品牌中的五个，更包括了面包、乳业、食品机械、食品研发等，形成了本地产业链。

  明治维新三杰，主导推翻了封建割据幕藩体制，将地方控制权收回国家。然而他们并不只满足于此，而是想要打造具有世界一流工业实力的新国家。

  1871年，一个平均岁数30岁的上百人使团，远航欧洲考察、学习先进制度与文明。这些人的考察结果决定了日本日后的国家发展趋势——在工业上学习英国，而政治军事上学习德国的总路线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的城市绘画，当时的英国依然是世界最强的工业国家（来源：flickr）

  在殖产兴业政策下，日本引进西方产业设备、技术与人才，推动官营模范工厂在全国的建设。而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集中了全国官营模范工厂约1/3。

  ▼ 明治时期官营模范工厂在全国的分布示意，以东京为中心的东京湾区是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为日本培养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工人与专家。这里训练成熟的女工，作为「技术种子」派往全国其他纺织厂，训练和带领新一批技术工人，促进日本的纺织业崛起，赚取大量外汇。

  ▼ 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本部大楼。三井财团作为日本最大的财团之一，在二战期间大发战争财，在侵华战争中大量攫取长江中下游铁矿与东北的煤矿，从而在1931-1936年间利润率暴涨两倍（来源：Wikipedia）

  这为日本国内下决心实现光学产业自主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光学产业也成为了日后东京湾区制造业崛起的「关键角色」。

  三菱财团，作为与日本海军关系最紧密的大财团，是日本、也是东京湾区光学产业国产化的重要推动者。

  日俄战争后，有潜艇制造需要的三菱集团第四任社长岩崎小弥太个人出资，由东京计器的光学计器部门和岩城硝子制造所的探照灯反射镜部门各自分离出来，与藤井镜片制造所合并起来，于1917年成立了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光学的简称「日光」两字的日语发音，即是今天我们熟知的光学巨头——尼康（Nikon）。

  其实日本从明治时代直至1930年代，都在持续对军事工业大举投入。不论海军还是陆军，都不约而同地将主要资源布局在了东京湾地区，这些工业资源成为了此后日本工业快速崛起的重要引擎：

  促进了东京城北地区的军工发展。▼ 现位于东京都北区的东京第一陆军造兵厂遗址（来源：Wikipedia）

  以上这种陆军、海军双方竞合的态势，奠定了东京湾区近代的工业格局，也贯穿了整个日本近代史，甚至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延续至今。

  先简单说下背景。1914-1918年爆发的一战，导致欧洲工业不仅被大量破坏，而且还要将仅剩的工业用来维持军事生产，导致生活物资产能不足。日本作为未受一战影响，且工业基础较好的国家，承接了大量海外订单，从而推动工业的繁荣，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此时正值大正时期（1912-1926年），日本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债务国到债权国、落后国到世界豪强的转变，当时的情势正所谓「欧洲打得越惨，日本赚得越翻」。日本近代史中，专门称此现状为「大战景气」。

  在1919年时，东京虽然在工厂与工人的绝对数量上还不及「东方曼彻斯特」大阪，但是在工业公司数量、尤其是注册投资的金额上，却高达大阪的2.4倍，

  ▼ 1920年前后的东京市中心已呈现出工业化城市的繁荣景象（来源：picryl）

  东京人口从1912年的270多万，增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前夕的约400万，其中工业的贡献最大。1914-1919的短短5年间，东京工人数量几乎翻倍，第三产业人口也显著增加。

  大量的工人阶层极大带动了城市消费。甚至一度出现劳动力短缺，还造成了工人报酬猛增的现象，从而出现了一大批极为富裕的工人阶层，史称「成金职工」（工人暴发户的意思），更加刺激了城市消费。

  1920年代中期，东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四大媒体都达到了日发行量100万份的规模。以《文艺春秋》为代表的综合杂志、以及一日元一本的廉价岩波文库书籍都在这一段时期涌现出来。

  1925年后日本放送协会与广播台的设立，令各项体育运动人气暴涨，全民疯狂的高中棒球联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大正时期对创新精神的追求，再加上巨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催生了一场几乎全方面覆盖民生所有的领域的创业浪潮，并对此后百年的日本工业史影响深远。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京湾区的制造业基本盘，很大程度上都与大正时期的创业热潮密不可分。

  ▼ 大正时代的上野站。当时的上野地区是东京最重要的工业展览举办地（来源：picryl）

  由于明治商法所传承下来的各项细则规定，包括对成立新公司时合伙创业企业资金的要求、至少7个发起者的法律门槛、以及信息网络与内部留存资金的走向要求等。导致大财阀通过参与扶持中小企业完善自身供应链，同时借此寻求建立牢固的企业网络的做法成为主流，形成财阀与供应链小企业抱团发展的特殊产业文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 三菱重工总部大楼。三菱重工就是与众多中小制造业伙伴协作成长的典型，并在此过程中带动了很多隐形冠军企业（来源：Wikipedia）

  涩谷、池袋、大田等今天的市中心的商业区，当时是制造业最聚集的地带。▼ 现在繁华的池袋商圈，曾经也是工厂密集的地方

  近几年开始，日本进入了企业百年庆的密集期，其中大量企业成立于大正时期前后。日本全国的「百年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最多，占25.2%。从地域来看，东京湾区占全国27.3%。

  因大正时期财富分配极度不公而产生的大量城乡贫民问题，在1920年代国际需求的锐减以及关东大地震的双重打击下难以解决，成为了将日本送上军国主义不归路的诱因之一。

  在军需大厂的主导下，东京湾区各地形成了专业度与集中度很高、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这种地域产业分布特色影响至今。

  ▼ 东京23区既是东京湾区的心脏，也是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军需带动了不同的地域产业特长

  却集中了飞机制造、坦克制造等军重工业，使这里留下了极为深厚的工业基础。②. 沿海地带，变身为军需服务的临海工业带

  东京至横滨一线的沿海地带，在二战当中，基于临海运输的便利性，再利用原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输送汽车、食品、机械等战争物资的枢纽。

  奠定了当地雄厚的光学产业基础。其中的核心区域——板桥区，成为东京湾区，乃至全日本光学产业的中心，从而得到了至今仍被使用的称呼——光学的板桥*。「*光学的板桥：1932年，在军方委托下，服部钟表精工店（现Seiko）出面收购了胜间光学机器制作所的镜片工厂设施，成立了东京光学机械株式会社，并在1933年将总部及工厂迁至板桥区莲沼地区，最顶峰时达到7,000人规模，这就是今天世界光学测量仪器巨头拓普康（Topcon）。

  以大田区的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为核心，再加上横滨造船厂和石川岛造船厂等海军基地的庞大需求，使得城南地区，成为了光学产业的另一个中心地带。

  ▼ 港区、品川区、大田区等南部三区，曾经是东京湾区的制造业核心，现在则大多仅剩沿岸地带的仓储与物流功能

  至此，东京湾区的光学产业开始呈现出南北双中心的聚集态势。当时日本国内的军工光学产业格局被称为：陆之To-co，海之Ni-ko。

  因此，大厂的军工技术传播到了民间企业中，这些掌握较高技术的民间企业，大部分成为了东京湾区第一批「町工厂*」。

  「*町工厂：日本对于位于城市街道中的中小型工厂企业的总称，之后逐渐演变为对散落在城市街道中，含有高技术力的中小型工厂的统称。」

  日本战败后，美军作为占领军，不仅炸毁、拆解了剩余的军重工业，还制定了限制其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三部基础法律——《劳动组合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意图解除日本的军工业，以及拆解巨头财阀。

  包括纺织、钢铁、煤炭、化工、木材等重工业，尤其是煤炭与钢铁业，可以优先得到资金支持，以图通过煤炭—钢铁—矿业及机械的循环，带动产业的复苏。

  ▼ 1945年的东京，工业设施已经被基本炸毁（来源：Wikipedia）

  之前受钢铁等传统行业限制的新兴行业也得以施展，如汽车行业、通用机械行业、合成纤维产业等等。

  这个过程中东京湾区依然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1952年的东京银座街头，已经恢复了战后的经济秩序（来源：flickr）

  战后大量服务于军工的制造业企业丧失订单，必须改变生产方式。鉴于社会面临重建，催生大量民生领域需求，制造业纷纷民，支撑了战后东京湾区民用制造业的快速成长。

  类型1：转换赛道型，如飞机产业。在战后的民用需求中，小型摩托和巴士车需求瞬间暴涨，

  位于群马县和三鹰市的中岛飞机，作为重要的军工企业在战后被分割，专门生产发动机的武藏制作所被美军连续轰炸9次，完全丧失了战斗机生产能力。

  军用船只方面，虽然被加以裁撤，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军用造船业的价值陡然上升，因此迅速恢复。因此，出于日本岛国的性质，造船业在战后并没有遭到严重冲击，反而可以平稳发展。

  但过往形成的强大的町工厂集群组织了行业协会，抓住战后消费升级的机会，大量出口海外，成为了战后日本外贸的亮点。如1945年底，由15家知名光学企业创建的日本光学机器工业组合

  东京湾区的光学产业作为精密机械产品，成为支撑战后十年日本外汇收入的大多数来自之一。以板桥区为代表的光学产业集群，将民用望远镜，显微镜等大量出口海外，并统治美国市场20余年。

  ▼ 现在的光学巨头拓普康，也曾作为东京光学的身份加入望远镜出口的业务中（来源：flickr）

  大型军工厂的关门，导致大量技术人才失业，其中很多人选择面向民用领域创业，

  历史进展到此，町工厂开始成为了东京湾区制造业的时代主角，我们也有必要来说说町工厂的模式

  ▼ 典型的町工厂广泛存在于城市街道中，往往与民宅、生活设施混杂在一起（来源：Wikipedia）

  大田区曾有「纸飞机飞图纸」的美名，指把设计图纸折成纸飞机投往街道工厂，第二天就能变成实物「飞回来」。这样的模式，其实在大企业外包带动的高度分工化时代，属于必然现象。

  如我国佛山市因家电巨头美的带动的北滘镇，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新时代的中国版町工厂集群代表。

  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为便于运输，需要贴近港口布局。而缺少土地的当地政府，通过大规模填海的方式获取可利用的公有土地，东京湾区迎来了造陆高潮。

  「刮胡刀堤」。稍不小心，堤坝就会溃败继而水漫城市。此外，由于煤炭的燃烧，东京经常见不到太阳。60年代后期东京市区的二氧化硫浓度达到600ppb，远超人体健康的极限承受值。

  东京湾的水质也因为大量重工业污水的排放而经常发生赤潮，浅水岸线几乎消失使得能改善水质的近海生物丧失栖息地，东京湾逐渐沦为海洋生物「近乎绝迹」的「死水」。

  ▼ 1958年的东京街头。随着城市化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工业迁出市区已是必然趋势。但当时的人们难以预料的是，今天的制造业不仅不需要限制，而且在加速迁往国外，且呈现不可逆的态势（来源：flickr）

  这一时期东京湾区的制造业变化，与大环境的变化紧密关联。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暴涨，让以石油为工业原材料基础的日本重化工业难以为继，产业升级的课题摆在面前。

  重化工业的显著特点是：生产率提高，生产规模扩大，追求的是产量规模的逻辑；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消耗大量能源为前提。为了适应石油危机后能源供应形势的剧变，日本政府通过重点发展知识集约型产业，促使产业体系向省能型转化。

  事实上，在整个70年代中，偏重于重化工业出口的日本制造业，已经在内需崛起的情况下，悄悄转向了民用机械制造增长。

  比如，在石油危机期间精密机械产值增长了69％，运输机械和电气机械（不包括船舶）也有可观的增长。此外由于内需民生消费的增加，轻工业的材料模具和加工模具中关于食品制造业的增长也很明显。

  如同步辐射（SR）大装置，日本目前14项装置中，位于东京湾区的就多达5个；8项自由电子激光（FEL）装置（完工与计划）中，3项位于东京湾区；日本唯一的中子源大科学装置KENS也位于东京湾区。

  最终对企业的制造能力形成提升。大科学装置的本地化采购，是对本地制造业的有力促进。

  如位于横滨的日本高周波株式会社，是一家常年从事电磁波应用同轴装置，以及研究机构加速器设备生产的典型隐形冠军企业。

  其中风洞、真空光束室等主要部件的设计、制造则委托给了三菱重工三原制作所，后者也成功量产出了达到旧技术两倍能量的阳子加速器，其中创新地设计出了世界第一款环状结合构造（ACS）的加速风洞。

  作为东京湾区知识经济升级的典型，神奈川县从1973年的新综合规划开始就提出了从资源消费型向知识集约型转换的产业方向。

  「头脑中心构想」（頭脳センター構想），将过去的资源/资金密集型发展模式，转换为以研发为引领的「人类的大脑聚集地」。随着先进制造业与大量研发资源的入驻，神奈川县产业快速实现升级。县内中西部内陆地区，如厚木市、海老名市、相模原市和足柄上等很多原本偏远的地方，成为了有名的公司和众多研究机构的热门选址地。

  日美贸易战从60年代一直打到90年代初。其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战还分为六次，分别是纺织品战、钢铁战、彩电战、汽车战、半导体战和电信战等。广场协议于1985年签订，最终造成疯狂的地产泡沫。1991年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了30多年的停滞期。

  只有经济真正艰难时，才会线年代大批企业倒闭，经济持续下行。日本政府认识到必须以更大力度推动基础研究之上的科学技术创新，才能为日本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从此，科技站上了制造业的C位！

  从90年代中期对科技宏观制度的颁布频率上，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对科技的重视与焦虑。

  尤其是2001年后，日本用于大科学装置的年度预算整体维持在近2,000亿日元的水平，

  这与日本的产业空心化有很大关系。随着制造业产业链不断迁往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本土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外包模式逐渐瓦解，导致中小企业的町工厂模式也难以为继。

  ▼ 东京都江东区的公寓楼群。随着市区大片现代住宅拔地而起，原本的街道邻里关系被打破，新的居民生活与城市环境已经容不下町工厂继续存在于原本的城市街道中，衰败与腾退在所难免

  长期的少子化、老龄化，让很多掌握关键技术的隐形冠军工厂找不到继承者，而现在的年轻人又很少有人愿意走进工厂——没错，这种正在中国各地上演的招工难景象，早就在日本发酵20年以上，并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据日本经产省调查显示，预计到2025年，70岁以上的社长人数将突破245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找不到继任者。另据日本帝国数据调查公司的数据，2018年度共有465家超百年历史的企业倒闭，其中制造业以103家排名第二。

  ▼ 大田区虽然还是东京都工业最集中的区域，但企业数也长期处在下降通道（来源：flickr）

  在了解了东京湾区制造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下篇我们会将重点聚焦于其产业变迁的重要规律与经验模式的总结上。